王者摩羯也是星座控

反思，我不是唯一的受害者

我在反思，问题究竟出在哪里？一个初入社会的新生社会人，理想未冷，良知未泯，追求的是文化，追求的是真实，追求的是公平和公正，这难道错了么？我无法容忍自己成为千万麻木的人中的一员。然而，在我为我的理想和追求奋笔疾书的现在，却被70多天没有领过一分钱劳动报酬、无故开除这样荒诞的事几次打断思路。我要讨回的绝对不仅仅是这几千块钱。

我要讨一个说法！

我需要被回答，作为一个良性、可持续发展的社会，它应该秉承着什么样的价值观？是公平、公正、法制、追求文化，还是道义放两旁，利字摆中间！？如果有谁敢告诉我说后者，我愿意立即收声，马上用实际行动来让你们见识一下什么叫下作、无知和流氓！鲁迅在《狂人日记》的结尾说，救救孩子。而现实告诉我，这个孩子可能初出社会，就会发现自己曾经在学校里、在书本上习得的那一套价值观被全盘否定。讨薪无路，求法无门！绝望是最可怕的东西，一个人没有理想，一个人的本来正确的价值观被否定之后，他即将做出怎么样违背规则、伦理的事情，不可预想。

《中国西部》投资人兼社长刘煊苗三番五次地犯下同一个罪行：拖欠工资稿酬！在这件媒体被集体拖欠工资这件事上，我们可能是一个孤本、一个个例。但是如果没有人来声援，这件事情得不到公正的裁决，那么我绝对不是唯一的受害者！

2009年4月5日，清明节。我不知道你们是怎么过节的，反正，我一个人在家，敲着键盘，联络媒体的朋友，期间不时接到一些问候的电话。才发现，我输出的所有字节、我所有的言语，无一不是在叙述着两三天前发生的一切。我尽量让我的情绪远离愤慨、尽量让我的语气显得平和，而却成为一场徒劳。

4月2日下班前，当我和我的同事看到中国西部杂志社官方网站以“新闻资讯”的形式登出一则“通知”，通知我和其他10余位同事被开除的消息时，我习惯性地笑了笑。因为3月以来发生的一系列事情，已经让我丧失了其它言语。不仅仅是因为我由于70余天没有领过1分钱的工资而连续吃了一个多月的面条，也不仅因为我在人为导致的混乱无序的状态下完成了《中国西部》杂志3月刊30多个页码的组稿而身心疲惫，更多的，我想，是因为我从内在感觉到我的理想被强奸、尊严被践踏而毫无反击之力的那种压抑和狼狈。

文人、文人！在3月31日晚上的中国西部杂志社员工大会上，我不断地听到社长刘煊苗口中冒出这两个字。文人，孱弱无力的文人，百无一用是书生！？我讨厌这样的说辞。但是当资本凌驾于新闻理想、社会责任之上的时候，我不得不承认自己不仅没有话语权，连日常的生活费都成了问题，还谈什么话语权、谈什么新闻理想和社会责任？身为一个媒体人的公众责任感和职业操守被反复地玩弄，我为什么不愤怒！？

我也试着冷静下来。是我太傻太天真，空有一腔热血，还是这个社会，本来就是畸形的、追名逐利的？如果接下来的事情能够证明所有的事情都是一个“利”字收尾，我想，我坚持了7年的理想应该就此告休。如果谋杀我理想的最后被证明不仅是这个无良商人刘煊苗，而是这个社会本身，那我坚持的东西是没有意义的，那么我将不会再涉足媒体，我不会再做一个编辑、记者。我只能自嘲，理想也有七年之痒。

这不是我一个人的悲哀，不是中国西部杂志社历届被拖欠工资、稿酬的所有员工的悲哀，而是整个行业的悲哀与巨大的羞耻。在利字面前，没有真相，没有公正，甚至连说话的权力都会经过资本利益的权衡！今天，拿不到工资的是我，是中国上百万媒体雇佣军中的一个人，明天，这个人有可能是你，而你，可能是任何行业的任何人。没有人来声援你，所有人都麻木，所有人都选择现实，所有人都追名逐利。没有公正，没有真相，没有判断。整个社会将在商业资本运作的巨大轰隆声中沦陷。

文/一个理想被强奸、尊严被践踏的媒体人

(中国西部杂志社员工集体被欠薪、单方面解聘反思)

一边是初入社会的大学生，理想未冷，激情未退，

一边是混迹商场的无良投资人；

一边是理想和职业操守被资本利用、反复欺骗与玩弄，

一边是公众冷漠地隔岸观火！？

一边是追求文化、追求公众思考、追求公正客观的价值观受到现实拷问，

一边是下作商人利用资本对文化、对媒体的亵渎的大张旗鼓……

2009年4月7日，离中国西部杂志社全体员工提交劳动仲裁申请已经过去6日。中国西部杂志社的全体名员工在工资被无故拖欠两个月、稿费、提成被拖欠3个月后被以莫须有的理由全部开除。几天的时间里面，我们除了等待、愤怒，就只有沉默的反思。

这不是我一个人的悲哀，不是中国西部杂志社历届被拖欠工资、稿酬的所有员工的悲哀，而是整个行业的悲哀与巨大的羞耻。在利字面前，没有真相，没有公正，甚至连说话的权力都会经过资本利益的权衡！今天，拿不到工资的是我，是中国上百万媒体雇佣军中的一个人，明天，这个人有可能是你，而你，可能是任何行业的任何人。没有人来声援你，所有人都麻木，所有人都选择现实，所有人都追名逐利。没有公正，没有真相，没有判断。整个社会将在商业资本运作的巨大轰隆声中沦陷。

2008年12月，我实现了15岁的理想，做一个杂志人

2008年11月30日，我结束了在《华西都市报》为期3个月的实习。

2008年12月1日，我站在《中国百老汇》楼下，等待我的，是我人生中第一次正式的工作，是我职业生涯的开始。

之前，在朋友家翻阅《中国百老汇》的第二期，中国不再为美国打工。由于本是传媒专业的应届毕业生，之前有一年时间的实践，也对传媒行业有些了解，说实话，看到这本杂志的广告少得可怜，我为它担忧，它的路一定不长。我不能说这是一本优秀卓越的杂志，但正如李麦先生的卷首语写的，“一本杂志和一种永恒的价值追求”。是的，这是一种追求，一种对思想、深度的追求，这种追求有着理想主义的偏执。在物欲横流的21世纪的中国，这种追求已经越来越少。

初到杂志社，令我惊异的是，这本200多页的杂志社的编辑团队不到8人（连美编）。他们正在伏案工作，办公室很安静。

还记得我和执行总编的第一次交流，由我对杂志的写作方式的疑问开始。这种私人化的写作方式，要求读者寻找一种最舒适的阅读环境，和一种最适宜的阅读姿态，浅阅读的时代里，谁会读这样一本书，和作者进行深入细致的思想交流？李麦却说，这种思考和阅读，这种思想和碰撞，正是杂志所追求的。不要问我们的读者在哪里，这本书会告诉你答案。

我热爱这种理想主义，这种精神骑士的姿态，没有浮躁，只有不断的追问、探索。

此后，我开始了我职业生涯中第一次独立的组稿，稿件连续三次被打回调整，甚至全盘重写。这本杂志对每一个编辑的写作思路、写作方式和提倡的思想，都有严格的考量。此后，我们的加班、熬夜，激烈的选题讨论，都是为了这样一本杂志。通宵达旦，激情洋溢，没有人愿意提前离开。我完全为这种理想主义的坚持而感动。

2008年的最后一天，我随多元德太投资集团赴青川采访，归来已是晚上8点，杂志社的同事们在润邦国际的餐桌上等我这个让大家没有按时吃上饭的家伙。1月1日是我的生日，这天聚餐，是我和同事们度过的第一个新年，也是一次特别的庆生体验。当天的博客里我写道，在我22岁的时候，我实现了我15岁的理想。

2009年1月，《中国百老汇》到《中国西部》

一个华丽的陷阱

今年1月，杂志社有一个让我们大家都高兴的消息，至少，在今天的情形还没有出现以前，我们认为这是一件值得庆祝的事。

《中国西部》杂志社的投资人刘煊苗从成都的众多杂志中看重了我们的杂志，并邀请我们加入中国西部团队。《中国百老汇》是没有人投资的，但是仅仅3期的运营，发行量已居市面上同类杂志之首，广告经营也陆续多了起来。它用一直近乎顽固的理想主义姿态走到了今天，投资人刘煊苗发出的邀请，无疑是对这本杂志和我们团队的最大肯定。一本杂志，不论它再理想，再高傲，始终是要面向市场的。

1月刊印出，《中国百老汇》的刊号已经更为《中国西部》，作为中国西部一员的我，有一点失落。但想到《中国西部》分上下半月刊出版，下半月刊的文化版，依然保持了《中国百老汇》的样貌。

1月16日，《中国西部》在成都名人酒店举行了改版后的首发仪式。这天来了很多人，包括省市委宣传部的领导、投资人、客户代表。

仪式前，杂志社召开了首次员工大会。会议上，杂志社的投资人兼社长刘煊苗再一次肯定了我们的团队和我们劳动成果。他完全用那种儒商的姿态用关心文化、潜心做文化行业的决心在台前滔滔不绝，鼓舞士气，让我们天真地相信在多元德太投资集团雄厚的资金背景和商业平台的支持下，这本杂志会越来越好。

而后来的事实只不过证明了这只是他设下华丽陷阱的小小步骤。只怪我们太傻太天真，太蠢太执着，今天，我们可能意识到这一巴掌扇得足够响亮，却除了敲击键盘抒发这些不平的复杂心情和等待漫长的劳动仲裁以外，没有其他的办法。

1月24日，春节大假前领工资。同事们一个个被传进总编室，签字，拿钱。后来才知道，除了我们几个编辑，责编、总监、采编部主任、总编的工资下调得厉害，并且是以不合法的“提留”的名义，少责几百，多则2000。一本创业中的杂志，我们没有指望有年终的奖金，可却连基本的工资都领不够。1月刊的稿费也没有结算。

大假归来，又是两个通宵的组稿。我们依然激情洋溢，没有半点懈怠。我由于为情人节特刊拍图片而重感冒一场还未恢复，但也全身心投入到工作里，采访、组稿……杂志12号印出，我们又开始为2月14日的万达和欢乐谷宣传售书而忙碌。情人节当天，由于担心兼职的学生的态度和讲解达不到要求，也出于节约成本的考虑，出现在万达和欢乐谷的，是我们杂志社采编、发行和经营部的同事们。

2月底的那场硬仗也是打得刻骨铭心。中国西部杂志社主办的郎咸平西部演讲，杂志社的每个人派出指标，必须卖上5张票，保证当天的演讲座无虚席。只有两天时间，办公室的每个人都不停地打电话，翻烂了名片夹，给所有能想到的客户，打电话、送票上门……最后，郎咸平的演讲会满场。

说实话，我不知道哪个杂志社的编辑，负责卖书，宣传，还负责买票。而更离谱的事情发生在2009年3月7日。

这一天，杂志社社长兼投资人刘煊苗以为女同事过节的名义，在我们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用车将杂志社的全体员工拉往他的两个楼盘项目上，强行带领我们参观，更教导我们去帮他的楼盘做销售员，并当场承诺提成。刘煊苗在整个过程中不断地强调我们一个月那两三千到四五千的工资不算什么，“你们就看得起那几千块钱工资？跟着我，两三年买房买车不成问题……”

此后，我们被刘煊苗传网社科院的编辑部单独谈话。在他与我的谈话中，不断对执行总编李麦进行轻视、侮辱。“李麦除了文章比我写得好，还有哪点能和我比？”“3个月下来亏了50万，李麦和陈启航亏得起吗？”“你搞清楚是谁在给你发工资！怎么连我单独叫过来谈个话都要李麦同意？”刘煊苗的态度发生了180度大转变。而此时离3月8日，本该发放2月份工资的时间已经过了许多天。

再后来，3月31日晚七点半的那次员工大会上，刘煊苗列出多条莫须有的罪名，将杂志的执行总编李麦解职，并用及其令人不齿的托词解释了为什么没有发工资的缘由。“这就是我们企业人和文人的差异。你们的劳动并没有产生价值嘛！等你们把广告款收回来了，我再向集团打一个报告，添一点钱，就发工资了。”“企业拖欠工资是正常的事情，这是我们企业人和你们文人的文化差异。”

如此嚣张的、大张旗鼓地狡辩说企业拖欠工资是正常之事的刘煊苗，至此，我已不对他抱有任何信任。我无法去鄙视他的浅薄和对文化的无知，因为他不配和文化扯上关系。让我愤怒的是他对我们劳动成果的全盘否定和肆意践踏。

我本来什么也不想去回想，突然之间又想起很多细节，全部攒连在一起，形成的竟是阴谋二字。一个无知、无耻的商人用他的下作去玷污了一群执着于思想和文化的杂志人。

刘煊苗不懂什么叫做尊重，只懂什么叫做利益。我想起他手下的那群人，简直像是狗一样的跟在他的身后。为他开车、端茶倒水，他表演的时候争先恐后地为他拍照，他说话的时候周五正王地做着记录……3月7日的聚餐上，在刘煊苗说话的时候那些人竟然不动筷子吃饭！如此地诚惶诚恐，他停顿的时候要鼓掌，刚刚夹起的菜，他一讲话又必须放下。这是一个无耻商人和他的狗才能上演的一幕。没有公平、没有尊严，只有他扔一块骨头那些狗们去捡的悲哀。

3月31日晚的员工大会上，面对刘煊苗身后突然出现的多个不明身份的男子，我们感到愤怒而无奈；4月2、3日，我们在网站上被通知解职，让人觉得无比荒唐。我彻底的感觉自己被玩弄了，我的心血、我的智慧、我作为一个人的尊严和我作为一个媒体人的职业道德操守，被一个对文化毫无了解的商人彻彻底底地把玩了！让我愤怒的根源，远远不是那几千块钱的工资稿费！

不论刘煊苗玩的是空手套白狼还是其他什么下作的手段，这个华丽的陷阱从他看上《中国百老汇》这个团队的那天起开挖，而我们却早没有意识。

现在，我们只能等待漫长的劳动仲裁程序。

未完待续

下 链接http://kidann.blogbus.com/logs/37577240.html

    在与中国西部杂志社老板方索要工资、稿酬及社保赔偿的这段日子里面，我不断地见识了作为老板的刘煊苗的无良无德，和一些人丧失原则和尊严的令人不齿、作呕的形象。

    昨天，我在传说中的中国西部杂志社官方网站上看到一篇名为《生日会别开生面，员工欢聚庆三八节》的文章，顿时为中国媒体中有这样无视事实、无视新闻写作客观公正原则的记者感到担忧。下面，我想对这篇文字中多处细节进行事实的补充与修正。该记者原文如下：

3月7日，《中国西部》杂志社全体员工和部分员工家属在社长刘煊苗先生的带领下，提前度过了一个别开生面的妇女节。

    大家先后来到多元德泰集团开发的龙潭总部国际1号和新都国际广场，观看集团公司投资开发的楼盘。三月的暖阳下，一栋栋气势不凡的高档别墅商务新楼和高档住宅小区整齐地排列着，一块块绿化区巧妙地点缀期间，大家兴致勃勃地听着楼盘的介绍，作为集团公司的一员，那种自豪感油然而生。

    有着德泰堂投资集团强大的后盾，有着社里领导的全力支持，如何在这样难得的平台上，充分发挥自己的主人翁精神，将本职工作做得更好？大家在前往聚餐的路上热烈地交流着。

     社里聚餐之地选在新都颇具口碑的一处农家乐。员工们绕花穿树，谈笑着走进已布置好的大厅，不禁面面相觑，餐桌上赫然摆放着几盒生日蛋糕。原来，刘社长在全体员工不知情的前提下，不仅亲自掏腰包为大家准备好了丰盛的午餐，还特意给朱骏、钟莹莹和王婧三名三月份过生的员工提前庆生，也为社里的女同胞提前过“三八”妇女节。

    大厅里顿时沸腾了。过生的员工惊喜地切开蛋糕，与真心祝福他们的领导和同事共同举杯，庆祝人生这个难忘的时刻。感恩的心，感谢有你，觥筹交错间，温情洋溢。

    当杂志社品牌专员胡靓被请到主席台时，宴会的热烈气氛达到了顶点。此时，胡靓尚未从接洽的麓山国际社区拿到广告费，但是刘社长已决定提前奖励她六千元奖金。那一刻，不仅是胡靓，全体员工对杂志社未来的发展都涌起了更大的决心。

    柯山老师带着小女儿前来聚会，刘社长得知后，急忙拿出红包相送，小姑娘的羞怯让大家善意地笑起来。

    一盘盘美食，一句句祝福，大家一次次地为这个特殊的聚会频频举杯。

《中国西部》记者 苏竹青

    对黑体字部分进行事实的补充：

1、中国西部杂志社社长刘煊苗以为杂志社女同事过节的名义，在杂志社全体员工耗不知情的情况下，将他们载往多元德太开发的两个楼盘项目上。期间，部分女员工因为未吃早餐引起的胃痛、身体不适而不想听楼盘讲解，却被刘煊苗的手下的两个“社长助理”强行要求上楼参观，不得有异议。刘煊苗当场对杂志社的采编、经营和发行人员提出要求，称中国西部杂志社的编辑、经营、发行员工并不只做采编、经营和发行，并承诺卖总部1号商务别墅一栋提成3%-4%，卖新都国际广场一套住宅提成1/1000，还不只一次强调“跟我两三年，个个都买房买车”。

据我所知，在场员工除了苏记者、赵秘书和两位对杂志采编、经营、发行无任何帮助的“社长助理”，无人对此事“兴致勃勃”和“自豪感油然而生”。

2、杂志社员工在被否定了本职工作是做好采编、经营、发行以后，在路上并未激烈讨论任何问题。他们由于感到无聊、无奈，只好在车上打起干瞪眼。同上，据我所知，在场员工没有与苏记者、赵秘书和两位对杂志采编、经营、发行无任何帮助的“社长助理”有类似感受。

3、当日，发行部的女同事王靖因母亲生病无人照顾而请假不参加次日行程，刘煊苗得知后大发雷霆，并说不允许请假，称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4、当日，刘煊苗承诺给杂志经营部胡靓6000元的奖金，全场沸腾，刘煊苗递给胡靓小姐一个空的信封。时至今日已有近一个月之久，胡靓在没有得到任何赢得工资、提成、奖金的情况下，被中国西部杂志社以“资讯”的形式在中国西部杂志社官方网站上被“通知”开除。而她本人未接到包括口头、书面的任何形式通知。

同上，在场同事没有与苏记者、赵秘书和两位对杂志采编、经营、发行无任何帮助的“社长助理”有类似感受。

5、刘煊苗要柯山女儿叫叔叔，科山女儿不叫，反复数次。刘煊苗要求给“红包”，磨蹭一阵之后，多元德太一名张姓男员工从身上掏出钱（不明数额）递给刘煊苗。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e7738330100ehd7.html

    本文转载至我的版面作者王航（青钗）的新浪博客，目的是以告知我目前的情况。

    大清早起来，忙活完家里家外的一干事等，才想起没开手机。一开机，咦，原来我已经成了受害者，居然在不知不觉中就被人给黑了5000多块钱。施害者是谁呢？往后台说，是四川省社科院以及他们的刊物《中国西部》，往具体说，是《中国西部》的社长刘煊苗。

    《中国西部》号称是西部第一人文杂志，当然需要一些相关艺术的内容，我算是和成都的艺术圈里有点儿扯不脱的关系，于是我就应邀开始为杂志艺术版块撰写艺术家采访和艺术市场方面的稿件，稿费约定是千字300，做这行的都知道，这个价格算是蛮平常普通，何况我在新闻媒体摸爬滚打了8年时间，又写了一两年的艺术评论稿件，也算是资深撰稿人了。

    从2009年1月份到3月份，我在《中国西部》110期、111/112合刊、113/114合刊的艺术版块上分别发表了《<公主的梦想>，谁的梦想？》、《“王承云”的关键词》、《成都艺术市场的冰上时代》等三篇文章，使用笔名为青钗或凤青钗，字数分别为3496、7859、5349，累计为16704个字，按照稿费标准，《中国西部》杂志社共拖欠我稿费5011.2元。

    这三期《中国西部》遇到了春节这个很容易让人放松警惕的节日，或者说，是我太高估了《中国西部》杂志社直接领导刘煊苗以及间接领导四川省社科院的人品和诚信度了。我真的不知道，号称西部第一人文杂志的刘社长和汇集了众多高级知识本子的社科院居然不知道“按劳付酬”这个最起码的做人道理。

    这几年，时有企业倒闭、老板在一夜之间人间蒸发的新闻见诸报端，他们要逃，大抵是担心法律的严惩，我们善意地猜度，大概他们的内心也还残存着一点廉耻心，好歹也算知道，拖欠别人的工资是件挺不讲理、挺不要脸的事情，所以他们多数都选择在夜晚销声匿迹；但是这次的事件，总算是给我上了生动的一课，告诉我，原来还有一种老板，他不知道哪来的自信心，好像可以明目张胆地凌驾于法律之上，至于什么道德、廉耻，我们在他们的行为举止中看不到这些做人起码的良知。

    据说《中国西部》的工作人员一直没有签订劳动合同，而且我知道，他们的工作人员，加班已经加成了惯性，深夜下班甚至两天班连着上、周末还要全天加班。比如，我在《中国西部》的版块编辑张丹，不但要负责外来稿件的编审、做版，还要自己外出采访，前不久当我知道杂志社的采编人员还要负责经营（拉广告）、卖票（《中国西部》自行举办的讲座）甚至要为刘煊苗个人的楼盘去做销售并有硬性任务规定并且不允许生病和有亲人去世的员工请假时，我深深地认识到，刘煊苗是个人渣。

    接下来我得知的这个人渣的所作所为更很深刻地证实了“他的确是个人渣”的道理。除了上述违反劳动法、违反人伦、违反人的自然生理规律的做法外，他居然还在拖欠员工工资、稿费长达3个月之后，召开了一个所谓的员工会议，并雇用了社会上的闲杂人员、流氓人员或者是他们家的亲戚（人渣的亲戚应该具有流氓特征，这个是推理，不准确之处见谅。但应该基本准确，谢谢）充当保镖、打手的“娼”（本来想写伥，考虑到刘某实在距离虎有一定的距离，充其量是条包藏祸心的疯狗）的角色。之后，想得到自己劳动所得的编辑部全体16名人员，居然被刘某恶人先告状地以莫须有的理由全部开除了！！！！而且发生在工作人员刚申请了劳动仲裁的时候！！！！！

    我靠，就是旧社会的资本家也没有这么嚣张的。

    不要脸是一种境界，但刘某显然已经登峰造极了。我觉得，他可以开班授课了。

    欠债还钱，天经地义，如果你刘煊苗有胆说出“要钱没有，要命一条”，那才算你的不要脸里还有一点点骨气！但事实告诉我们，你当了坏人也是那种怕死的坏人，不然不会面对一群以女性为主的工作人员还会拉几个爷们儿壮胆。

    这事儿没完，不要心存侥幸，作为一个非常有闲、非常执着的人，我绝对是会和你死磕的那一个。我不骂人，因为骂人是没底气的表现，我会和你讲理的，当然，是在有国徽的地方讲。老刘，别走夜路，别落单哈！哦，对了，你再小心，还是会遭天谴！我看好你哦！

（未完，待续）

    今天，去参加了一个很文艺的聚会。非常的文艺。今天是3月26日，过了某个时期，后来每年的今天，我只会想起海子，他的诗，以及我读出泪水的17、8岁。今天有人读了他的诗，纪念这位一生仓促燃烧的儿子。如果是我，我会试着背诵那首《夜歌》，《弥赛亚·夜歌》。海子，晚安。

   “天梯上的夜歌/天堂的夜歌/夜歌歌唱了我/弓箭放下/我画出山坡/太阳放下弓箭/夜晚画出山坡 
     一群群哑巴/头带牢房/身穿铁条和火/坐在黑夜山坡/一群群哑巴/高唱黑夜之歌/这是我的夜歌 
     这是我的夜歌/歌唱那些人/那些黑夜/那些秘密火柴/投入天堂之火 
     黑夜 年青而秘密/像苦难之火/像苦难的黑色之火/看不见自己的火焰/这是我的夜歌 
     黑夜抱着谁/坐在底部/烧得漆黑 
     黑夜抱着谁/坐在热情中/坐在灰烬和深渊/他茫然的望着我/这是我的夜歌 
     坐在天堂/坐在天梯上/看着这一片草原/属于哪一个国王/多少马/多少羊/多少金头箭壶/多少望不到边的金帐/如此荒凉/将我的夜歌歌唱”

从技术指责到城市反思

3G人的城市温室

文/小安 ps:"城事"3G选题的最后一部分 杂志有删节、此文系完整版本

3G是技术的产物，3G人却是现代城市的产物。技术本身是无可指责的，需求决定生产。20世纪最伟大的现代传播学先驱麦克卢汉早在上个世纪50年代就预言：信息的生产和消费已经成为时代的主要产业。

3G是技术，3G人却是病人。是技术催生了这个病态族群，还是我们的城市，或我们自身？

卡尔维诺在《看不见的城市》中倾注了他对城市的幻想，看来美好，实际虚无；而现实中的实体城市上空，同样有一座看不见的3G之城，甚至在中国的3G时代真正到来之前，它便已悄然存在。不幸的是，我们对它追加的形容词却是病态、孤立或苍凉……

1号温室：欲望导致的信息失控

大概只有20世纪那些固执的传播学者会思考信息到底是不是一个好东西。信息高速公路飞速发展的现代，物质的堡垒在城市中堆积，这些堆积物传达的信息让我们产生NEW IDEA，又把它么昭告天下。这样的循环让人们目不暇接地对一个又一个新信息做出反应。

商业社会的早期，人们开始认识到自身对信息的需要，于是16世纪的地中海北岸出现了手写小报，主要内容是商品行情、船期和交通信息。而当商业成为主流，城市财富欲望膨胀，信息反过来成为商品时，城市人没有提高警惕。

麦克卢汉说“电视像毒品一样让人们上瘾”的时候，他没有想到还有比电视更可怕的手机和互联网。“信息焦虑症”成为城市的新型流行病。那些24小时离不开手机和电脑的人，从来没有想过他们为何如此需要信息，他们只是认定，信息占据财富制高点，他们不想OUT。

信息存在的初衷是消除不确定因素。但很显然，现代城市人对信息的需要远远超过消除不确定因素，他们要知道得更多，赚到更多。信息在头顶流窜，人们一旦离开信息就变得焦虑不安，3G之城若隐若现。它就在城市的上空，让每个人都离地生活。

危险正在逼近，因为媒介催生的世界并非真实世界。信息失控，3G之城应运而生，人们在这里不断接受信息，目的看似明确，却又十分被迫。

2号温室：城市化的孤独感

那些日夜努力拼搏期望有朝一日能跻身大城市的人大概不会想到作为一个城市人的凄苦——白领在这里从来不是值得炫耀的身份。

广告人萧小姐大学毕业后留在了成都工作。她抱怨她的生活被工作填满，每天要打交道的除了老板就是客户，大脑里只有“需求”二字，她起早贪黑，最糟糕的还不是没有时间去K歌购物，而是当她偶尔有时间娱乐，发现她在这座城市根本没有朋友。她用网络和电话和朋友联系，自拍照片、写心情文字贴在空间和博客里。

媒体人安小姐作为一个本市人，并不缺少朋友，只是她的朋友在城市的另一端，他们之间有1个小时的公交车程，这段耗在路上的时间对她而言是一种奢侈。她用网络和手机与闺密分享八卦，此外，她的QQ里有300多个好友，她和他们不定期联络情感，虽然她根本分不清谁是谁。

人对孤独的恐惧是源自基因的。城市，本来是个人气的聚集地，而现代城市，人际的关系却被金钱、利益关系冲淡。生存的压力让更多的城市人把时间花在工作上；职场的暗战让人与人无法敞开心怀交流；商业时代的物价暴涨让人不敢出门消费；城市一再环状向外扩张，交通成本的比例上升，而时间原本就不够。

很显然，消费网游、消费信息相对而言是廉价的，甚至是可以随时随地的，因而毋庸置疑地被城市人首选，或是不得不选——某种程度上，选项只有一个。你孤独吗？中国移动让您用2块钱买1000分钟的通话时间，能不能填满内心的空虚？

3号温室：一群勇往直前的城市人

实体城市上空有一座看不见的3G之城，甚至在中国的3G时代真正到来之前，它便已悄然存在。不幸的是，我们对它追加的形容词却是病态、孤立或苍凉……

其实，理智地分析起来，孤独、空虚、安全感的缺失都不能成为孕育3G人的终极温室。3G人是主观的，城市本身却是客观的。纵然我们可以大肆讨论电梯公寓这种奇特建筑是如何割裂了邻里关系，摩天写字楼是如何违背人类原有的亲地性而让人失去安全感，这些高耸的石头森林又是是如何挡住了人们的视线而让人们迫切想知道被遮挡的另一面发生了什么。

致病城市人的根源表面是这座无辜的城市，实际上一群勇往直前的城市人本身。城市不是正按他们的价值取向，他们预订好的模式发展的么？人要更富，楼要更高，为此，不论是信息让他们成为知道分子还是信息焦虑症患者，他们心甘情愿。这些人活在财富资源的抢夺中，又抱怨人与人之间的疏离；他们因为有知而沾沾自喜的同时，又因为已知的圆圈越划越大而产生更多疑问。这本身就是一场悖论。他们忘了，他们的父辈聚拢城市的初衷，是为了更好地生活。正如3G的诞生一样，只为了让信息更流畅地服务于人。

文/张丹 图/除署名外均由受访者提供

PS：此文是完整版，杂志由于版面需求有删节

1972年，万启仁带学生到四川射洪大队深入生活，劳动锻炼，与当地农民一同看作业。

在程丛林和周春芽成为中国当代备受瞩目的艺术家很多年后，人们的目光终于落到了他们的启蒙老师万启仁的身上。去年，凤凰卫视、《三联生活》周刊，四川、成都的几家主流媒体先后做了和万启仁相关的报道。而此前只有四川和重庆的艺术圈里熟悉他的人多一些。

那些因程丛林和周春芽而知道万启仁的人，内心更有一些疑问：万老师的学生这么出名，作为老师的他有压力么？如果没有程丛林和周春芽，万老师还会受到如此强烈的关注吗？

万启仁是中国当代卓有成就的艺术教育者，1970年至今，他亲手教授的学生超过5000人。他在一个艺术领域苍白空洞的时代出现，像一股涌动的甘泉，浸润了干涸的艺术土壤。成都50年代后出生的画家，或多或少受过他的影响。

而他从来就否认自己是大师。“满意的作品还没有出现，我永远是个学者。”低调的背后，他对自己的艺术之路有着怎样的评价？自己的作品在当代艺术的包围下很难主流，他对此怀着怎样的心态……

和万启仁前前后后进行了几次交流，谈及他艺术理想，他的教育生涯，他的艺术价值观。

他像一个隐匿的修行者，不论是在艺术和政治有着紧密联系的过去，还是艺术经济泡沫泛滥的当代。他是一个理想主义，一个固执、孤单而虔诚的艺术信仰者，默默坚持着自己的做派。

艺术有风潮，他从不是“主流”

60、70年代，万启仁和所有艺术创作者一样被压抑，他悄然地思索、创作，而因客观的条件而无法被关注；80、90年代，艺术审美的时代来了，他的创作又因他的坚持而不能“主流”。

79年文革结束后，中国艺术迎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成都举办了一次庆祝建国30周年的画展，万启仁的学生中，程丛林和周春芽初露锋芒。展出中的一些画作被送到北京展览，引起了极大的轰动。

程丛林的《1968年某月某日雪》被誉为伤痕美术的代表作。文艺创作被压抑、被挤压和利用的10年过去了，伤痕文学、伤痕美术在一时间成为风潮，一批艺术家“红”了。

万启仁的创作没有在这股风潮之中，《老伴》在参展作品中成了另类。用万启仁自己的话讲，他的画表现的实际上是人性的光辉，从某种程度上讲，是在用另一种形式间接抒发那些在文革中被压抑的情感。他不喜欢“太政治”的创作。

而1985年后盛行的当代艺术潮流，万启仁与其说是没有赶上，不如说他是不想赶上。作品的创作手法和元素，有时候会恰巧适应潮流。但这种巧合没有发生在他的身上。他的艺术和当代艺术有很大区别，以至于在当代艺术流派发展、分化成众多形式之后的今天，万启仁还是“小众”。

这可能足以用于解释万启仁没有成为众多目光聚焦点的原因。60、70年代，万启仁和所有艺术创作者一样被压抑，他悄然地思索、创作，而因客观的条件而无法被关注；80、90年代，艺术审美的时代来了，他的创作又因他的坚持而不能主流。

有时候我们期待通过对作品分时期的分析，去看这位艺术家思创、创作手法上的历程。而万启仁的作品很难分代。在一个外行人的眼里，可能他1979年创作的《心愿》和1991年完成的《彭总》之间，没有太明显的时间迹象。“流行”的欣赏方式，无法成功欣赏万启仁。

 “我的作品不分时期。我的一直以来，只在作品里表达我对人生的认识，我的情感，我对人对事的态度。每个时期会有一些变化，但在作品中，都是比较细微的，没有大起大落。”

万启仁在1983年的时候才第一次卖画。“当时一张画的价格是30美元，之前，我都没有想过用作品去换钱。”而那一年，四川地区的许多画家，在全国已经具有相当的影响力了。

他的创作主轴始终是人性、人情和人理，苏系画派的写实主义也深深烙入了他的创作风格。艺术的名利场上，他是个边缘人。

什么是主流呢？万启仁说在俄罗斯的艺术陈列馆中，90%的陈列走廊是留给历史上公认的大师的，只有很小一部分当代艺术作品。

从时间轴上来看，当代艺术只出现了短短一、二十年，而在中国却被聚焦到焦灼的状态，这是不太正常的。

应该怎样去评价一个艺术家的成就？许多人眼里，名气和成就似乎是成正比的。这个问题困扰了不止评论界、学术界人士，还有艺术家本身。梵高在他的时代里，从来不被理解，他穷困、潦倒，然后癫狂。百年之后，他的画稿被天价拍出时，人们看到的是一颗陨落的星星和他永世的辉煌。

一位杰出艺术家成名的概率不是百分之百，甚至他的出现会显得不合时宜，他的成名会在未来某个不属于他的时代。环境、时代的审美观念、机遇，都是这个概率公式的系数，当各项系数不能匹配的时候，结果可能会显得尴尬。

最后，我们还是觉得要把这个问题丢给后人，丢给历史。万启仁也这么认为。“这几十年一路走来，我从来不遗憾。我一直是按照自己的想法去走的。”成名不是坏事，但万启仁不把成名当作目的，而是他艺术的附属物。

为了修筑艺术的殿堂，他用40年时间挖地基

他的理想是修筑艺术殿堂。近40年来，他一直在挖地基。周末有美院在在校毕业生找他补习，他每次都会强调油画的传统。“必须要有深厚的造型能力，然后你才能放开去创造、去发展。”

艺术教育对于万启仁来说，是融入骨子里的事业。艺术教育加是他十分珍惜的身份。

早在湖北美术学院念书时，万启仁就开始搜集苏联契斯恰科夫、德国的康波夫的作品集，关注他们的教学方式。“我一直有艺术教育的理想。”从万启仁的叙述里，无从知晓他教育理想的出处，我能推断一个40年代生的人在当时要习得美术的知识和绘画的技巧是十分不易的事。

万启仁长他几岁的哥哥喜欢画画，受哥哥的影响，他在5岁的时候便开始临摹那些洋画纸片、连环画册和烟盒上的图案。而当时要全面的学习绘画，客观条件上有众多的阻碍，尤其是资料和画册的获取。

“五·七”艺校任教期间万启仁凭着对艺术的满腔热血，在教具、教纲、资料多重匮乏的情况下开始了他的艺术教育生涯，他自制石膏、模型。现在谈起这段经历，也非常激动和感慨。今天的万启仁还在继续他的教育事业。对于当今艺术的发展趋势，他却表现出深刻的忧虑。

在他看来，艺术院校对学生的培养一再地急功近利。速食时代流行快速催产，就连培养艺术专业人才，也像是一个快速的流水作业线。“中国的艺术教育，写实的路还没有走够，基础的素描、色彩、美术史没能得到重视。”在混乱之中，商业的加入，让一些年轻孩子迷失方向。“老师不知道如何教，学生也不知道如何学。”

他重视基础，他的教学方式沿用了苏系写实主义的方法，对素描、造型、色彩的要求很高。但他从不做尖锐地评判，只在他的能力范围之内，默默地强调基础，教授基础。对中国艺术教育界正在丢弃基础的现状，他表示能够理解。艺术和金钱、名利一旦紧密的结合，就变得危险。

此外，中国的艺术评价体系、审美体系没有规范，作品从创作完毕到高价售出所经历的周期太短暂，缺乏批评和考验的过程。对此，万启仁显得有些愤然。过去，美国每年都会出高价拍走中国相当数量的当代艺术作品，而在他们的艺术展览馆里面，却鲜有陈列。万启仁有时会偏执地猜测：这是不是文化争夺战中的又一场阴谋？

万启仁还在坚持。地震后他美术培训学校暂停了课程，但是有些美院的学生还在请他补习。他每次都会强调油画的传统。“必须要有扎实的造型能力，然后你才能放开去创新、去发展。”

他的理想是修建一座艺术殿堂，他用了40年时间挖地基，这个步骤还在持续。

到今天还是有人还是会问，到底是万启仁成就了程丛林和周春芽，还是程丛林和周春芽成就了万启仁？这个问题的答案是无解，那些假设和如果永远也得不到验证。

万启仁承认，培养艺术家是离不开学生个人的资质的。程丛林、周春芽和田旭中也无法想象，如果没有万启仁，他们是否还会取得今天这样骄人的成就。是万启仁给了他们基础。

路还长，他以一个学者的姿态行走

万启仁说自己不是大师。面对曾经获得过的成就，他的内心或许难以再激荡起波澜。能让他激动起来的事，永远只存在于创作的过程中。

还记得第一次在万启仁的工作室采访万启仁时，我问他要一本画册作为参考资料。令我没有想到的是，他说他还没有印画册。

尽管许多作品获奖，许多来自世界的藏家争相收藏他的作品，他在谈到自己艺术上的成就感时还是说：“满意的作品还没有出现。”妻子金芳凤对他的自谦已经习以为常，甚至觉得有些无奈。

“路还长，才刚刚开始，要努力。”这句话万启仁重复了很多次。

他画室一楼的陈列厅里有一部分国画。1980年后，万启仁在绘画上开始做许多艺术家曾经做过的尝试：中西绘画技艺的合璧。他在寻找新的画风，模糊地讲是一种民族风。“许多人都在探索，但关键看你怎么去结合，去体现中国的人文审美。”他坚信“人类的审美是有共识的”。

工作室里挂着两匹“马”，看上去完全是中国画的神韵。其中一幅图上，骏马矫健的身姿和飞扬的马尾竟有泼墨的风采，挥洒自如，但却是一张布面油画，并且是用画刀作成。另一幅更值得玩味，看上去有些像是中国古代刻在瓷器或岩壁上的，红棕色的线条已经默默地晕染开来，有些模糊不清。他完成于1993的油画《正午》挂在工作室一楼陈列厅墙壁的正中央。刘艺评论这幅画“远看惊心动魄，近看奥妙无穷。笔触和肌理既有伦勃朗式的粗狂和厚重，又内涵书法中的‘万寿枯藤’的笔韵。”《老伴》、《母亲》、《彭总》等一系列油画作品中，无一不流露中国的文化意识。

现在，万启仁的生活很纯粹。他每天早上和老伴一起从川大的寓所出发，驾车到三圣乡画家村的工作室，让画画占去他一天中的多数时间。不创作的时候，他就对自己的作品进行“微调”。“这里不对，应该用什么样的颜色更好？”他常常坐在一副半成品前，半天的时间就过去了。

万启仁说自己不是大师。面对曾经获得过的成就，他的内心或许难以再激荡起波澜。能让他激动起来的事，永远只存在于创作的过程中。他习惯于保留自己喜欢的和代表他一段时期的创作状态的作品，这让他看到自己的创作轨迹。《正午》的创作至今已经有16年，他坚持不卖。

作为艺术家，万启仁始终保持着一个前行的姿态，严谨地钻研艺术及其规律、寻找新的表意语汇。他在追求某一种完美，执著于创造自己满意的作品，但了解他的人知道，对他来说，成就都是过去的，所以令他满意的作品大概永远不会出现。

附：

万启仁简介

万启仁，生于1940年，武汉。中国当代著名油画家。现任成都画院专职画师、国家一级美术师，并获全国书画院百家书画家称号。代表作有油画《彭总》《正午》《老伴》《心愿》等，著有《素描、色彩、创作》一书。1997年应邀出访马来西亚艺术学院；2004年重访马来西亚并参加“中国名画家作品展”；2002年随四川美术家代表团赴俄罗斯考察，造访了列宾美术学院，穆希拉艺术学院，莫斯科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和列宾故居和俄罗斯重要的美术馆、博物馆。

    图/吴定隆

    冬天终于过去了。上个周日的上午，走出家门，天有点雾，蓝灰色，如果不是因为温度，还以为夏天就这样来了。我以为夏天来了，更重要的理由，是我走出家门的那条街，在彼时彼刻呈现出的景色，是去年夏天遗留在记忆里的。

    我越来越相信细胞记忆这回事。在特定的温度、湿度、气味和光线条件下，会不自觉地回味起一段时光。这是一种生动于任何形式的记忆，没有细节，没有文字，无可记录，它就在那里，当时，我的身体就会在那样一个过去的时空里面了，甚至情绪和表情，都能够深刻配合这场天衣无缝的细胞记忆。

    我想先叙述那条街。我家是去年夏天搬到现在住的地方的，我爱管这里叫乡下，因为我清楚的记得我来看房的时候，看见家对面的公寓外围墙上写着“推进城乡一体化建设”。走出我家一段距离，有一条街。明明这不是一条很大的街，理性地看，它基本上最多是一个四车道。可是我却觉得它很大。它的旁边有几栋正在修建的公寓，灰色。那些公寓高耸在那里，也挡不住阳光照射在这条街的路面上。街道一旁是很宽的人行道，这可能是我认为这条街大的原因之一；另一旁也是人行道，相对窄，而且破旧，道旁有一些黑黑的房子，在卖着琐碎的东西。

    灰色，我想我又偏离了主题。灰色、细胞记忆和这条街之间有什么关系呢？

    就在上周日我出门走在这条街上，天气闷热，我皱着眉头，穿着那双34.5码的被我妈叫做太婆鞋的小黑皮鞋在走路。这个时候，我的眼前出现了一幅很奇特的画面。有一根电杆，孤单地立在离我20M远的地方，有些斜；电线并不是划开了天空的，而是很细很细，很柔软地像一根晒衣绳，而我没有抬头看它最终的走向；电杆下面2M远的地方有一只咖啡色的杂种狗，它并没有在跑，也没有卧在那里，只是在移动，我暂时不能回忆起它是漫不经心地、还是艰难地在移动，朝着街的中央。只有街道、电杆和狗的画面让我愣在了那里，除了这些景象，街道尽头的大马路、道旁的公寓，全都是虚的。只有街道，空旷的、崭新的街道，刷着白色线条的街道，电杆和狗，在蓝灰色的雾蒙蒙的天空下，我是惬意的，看到这样坚硬和孤独的场景，我一定是惬意而且内心松弛的。夏天真的要来了，去年的夏天，就是这样啊。正在我这么想的时候，风吹过来，我从温度判断出来，夏天还在路上。

    可是又有什么关系呢，整整一天的时间，我都在为这个简单的构图而强烈感受到时间的力量。有一个朋友曾经写过，能丈量空间的是时间，能丈量时间的呢，是同一个空间里不同的情绪。去年的时候，我走在这条街上，满是抱怨；那天，却是惬意的，而且可能我都不能分辨，这是惬意还是孤单、松弛和脆弱，而且不能否定的是，这样干瘪的构图里面因为没有绿色，而显得有那么一种模糊而婉转的悲伤，酷似青春期。

    今天，我在网上遇到了一个82年生的画画的（在私底下我不喜欢艺术家这种称谓）男生。他的“灰色日记”系列，除了又让我想起这个场景，这种感觉以外，还让我安心了。很奇怪，我用了安心这个词来表达我的感受。那些淡淡的色彩，简单的线条和图案，大片留白，像极了我的“街道、电杆和狗”。突然我就很安心，这种灰调调，这种清淡散漫的构图，让我突然再也不渴望浓烈的色彩了。我还想起了我的童年，也是这样的颜色啊。

    这个画画的男生后来问我为什么喜欢“灰色日记”，以上就是我能给出的非理性的、最真切的答案了。

    两包烟，不是我说要抽的。上周至12号晚10点，写了14660字，编的字数就不想说了，过我的极限，现在满脑子都是浆糊。我要下班！！！好嘛，我今天加班把半年遇不到的人遇到了，7小时的时差，只能在我加班的时候和他说。姐姐好饿呀。

    基本上怀疑这个命题，所以基本上写了一篇小气的文章，所以基本上不适合开篇。但是我自己还挺喜欢的。

中国人习惯性地把一个国家命运与这个国家的精英阶层联系起来。这是中国的传统决定的，在古代，多数人的命运总是掌握在少数帝王将相手里。而今天，当电子信号在天空中飞窜，媒体和互联网信息勾勒出一个国家形象的时候，尽管中国连续30年保持了GDP的高增长，去年对全球经济增长贡献度达22%，现在又被世界指望着为经济危机买单，我们还是认为自己国家的形象与预期的有差别——“世界不能总像对待暴发户一样对待我们！”一个旅澳华人发出的牢骚让人深思。

据北京《新世纪周刊》报道，国家将耗资450亿启动国家攻关战略，重塑国家形象，可见打一张公关牌已经非常必要。在更早一些时候，柏杨的《丑陋的中国人》里写道“这么一个庞大的国度，拥有全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一个庞大民族，却陷入贫穷、愚昧、斗争、血腥等等的流沙之中，难以自拔”，直指国人痛处。而这句话里值得玩味的是，它说出了一种可能性——这么庞大的民族，是否能够出一小戳脱颖而出的、能够引领主流大众朝着更好的方向发展的、能够代表国家形象的？

这一小戳人就叫做精英。精英的人格再造仿佛被指望着成为国民人格再造的的条件——英雄主义价值观深刻植入了多数人的思想中。现代社会的精英主要分为政治精英、商业精英和知识精英。除了政治精英是古已有之，商业精英和知识经济则是后来才产生的，或者说后者在古代与政治精英属于同一个系列。

暂且撇开政治精英不谈。中国商业的繁荣景象之下，凸现的是在规则和制度没有得到完善建立之下的胜出者。此外，中国也很难有一个Bill Gates，即使有一个王石，民众对企业寄予的过高期望也让他在地震捐款门中承受了责难。传统文化的重农轻商给今天商业的显性影响也在于评价的标准，社会发展的主流动力在文化精神层面上始终是受排挤的。而文化精英也受到挤压。在利益驱使下的学术腐败和媒体出版业的浮躁，让那些真正具有检讨能力和独立思考能力的知识分子逐渐失语。

精英阶层是一群受到挤压的小众群体。尽管他们的生存环境不容乐观，还是肩负着重塑国家形象的重任。如果精英阶层的人格再造与国家形象的重塑真的有必然的因果关联，那么他们还是应该摒弃脆弱，力争坚挺。但最终我们希望能进行人格再造的，除了精英阶层，还是广大的草根。毕竟，中国的国家形象重塑始终是“全世界四分之一人口”匹夫有责的。